可以看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催生，此前沉溺于虚拟经济的西方国家纷纷实行“去工业化”策略。把许多制造业工厂设在海外，这导致“产业空心化”问题泛滥成灾。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启动了“再制造业化”的道路。
这篇著作对当前反思逆全球化局势下国家战略指引等方面，对我们坚持推进企业转型仍然具有积极价值。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指出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可视为同一物，第一次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而熊彼特派经济学家佩雷斯和索伊特率先提出“机会之窗”概念及“跨越”这一术语。新兴技术范式为后来者（即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窗口——摆脱旧技术体系的局限，在新兴产业中寻觅新的机会。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会窗口，从旧技术到新技术体系的突破方式或形式的组合，这一概念即是模式，在模式转换期间，行业的先驱将享有一定优势。
企业需要判断什么是最佳模式，最佳转型路径。路径源自英文“PATH”，本是经济发展途径的界定，学术界普遍认为：模式是普遍适用性的样本和范式，具有内在性、外在性及可借鉴性。而路径是指不同模式之间转换的途径，作为解决和分析企业转型的过程，在学术界和行业中广泛应用。
转型路径是从解决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抽象出来，涵盖产业、管理方式等一系列要素。制造业转型模式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经济、产业政策等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的发展方式。涵盖区域特定的产业结构、经济运行机制、方式等一系列要素。就某一微观企业来看，制造企业转型模式是指企业体制、生产组织、管理系统与技术系统的形态和运作模式转换或变换。
制造业模式从低级向高级模式的转型升级路径，受产业演进规律制约。主要涉及中观、微观层面的转型。从模式与范式的关系更容易理解转型路径，范式是模式的高级阶段，从模式到范式的转化是转型的高级路径。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转型模式体现的是静态规范样式，转型路径则体现的是动态途径。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可以逐步形成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不存在一种适合所有企业的方法。在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需进行系统权衡与谋划，从而选择不同的途径，但模式与路径紧密相关联从转型模式、路径与转型战略的关系来看，转型战略更多体现宏观布局、谋划、方向和整体性。
企业发展战略更具宏观性、全局性和长远性，而转型模式与路径则更多地带有微观性、局部性、差异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因此，转型路径的选取不能背离转型总体战略。总体战略具有全局性、系统性，而从全局出发的朴素系统观古已有之。中国清代陈澹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有言：“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大势者，不足以谋一时”，如此等等。
而奥地利塔朗菲1948年发表《生命问题》标志着“系统思维”的诞生，现代系统论的问世。同理可见，从古代至现代，中西系统化思维概念在此融汇。无论是在进行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复杂的问题谋划皆需全局、系统化的解决。
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涉及产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复合型问题，这就决定了其复杂性。必须采用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思路，而战略协同决定效能，模式决定成效，路径决定绩效，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工业革命与汽车制造模式的演进
马克思在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单是生产力的转化并不代表革命，而是工业革命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转化。一个时代通常偶然发展于某个关键性技术，经过技术革命，最终形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稳定状态；而越过产业边界，逐步形成了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方式的不断变化，最终导致各领域广泛地扩散而引发“产业革命”。
自20世纪初以来，人类工业（产业）革命的技术经济发展进程深刻地影响着汽车产业的发展脉络，其发展模式经历了从手工仿照到工业自动化、从规模化转向精益、柔性、敏捷制造等制造业内发展模式；当前正面临从数字化计算机集成制造到网络化制造，从智能化制造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发展模式的转变。创新是推动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